张思明， 北大附中数学特级教师，2004年全国模范教师。
    他是一名高中教师，但他在介绍自己的教学成绩时，从不提学生的高考成绩多么出色或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中有6人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1996、2002）中获奖，3人在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中获得一、二等奖，130多人次在北京市高中数学知识应用竞赛中获奖”。
    从1993年起，他开始进行“导学探索、自主解决”教学模式和中学数学建模的教学探索和实践。对于他的教学，外界给予的最多评价是“激发学生自主性、创造性”。

    中国教师报：沈阳七中的教学方式虽然可以带来好的成绩，但是对孩子的终身发展可能会造成伤害，您认为老师应该在二者之间做怎样的选择？
    张思明：每个学生都是有个性的个体，而现在的教育方法基本上是用一个模式来培养所有的孩子，忽视了个性，考试不行的孩子一下就被否定了。作为老师，应该尽量把应试和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结合起来。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师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教育是为学生一辈子的发展负责任，而不仅仅是考上高级学校这个瞬间。所以教师需要做的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和学生一辈子的发展结合起来。    

    中国教师报：应试的高分和学生的长远发展好像是对立的，您认为这二者能否结合，怎样结合？
    张思明：原来我也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后来才发现它们其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学生的在校学习是老师先教后学，学生的终身发展是只学不教或者是先学后教。这二者是可以结合的。
    比如说，我不允许学生问这样的问题：老师这道题怎么做？我要求学生在问问题之前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哪怕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这就是提倡学生独立思考。现实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在表述想法的过程中忽然说：噢，我明白了。他在表述的过程中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就把问题弄清楚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既没有耽误应试，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考试成绩都是衡量一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评价学生不能只简单地把学生成绩排名或者是只看分数。在评价学生的成绩时，可以把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结合起来。例如，某学生数学期中考试成绩是80分，期末考试成绩是70分。教师不能据此简单判定他退步了，因为很有可能是题目的难度增加了，学生非但没有退步，还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一点点进步，而表面的绝对分数却掩盖了这些事实。所以，我只公布学生的相对分数(Z分数)和年级该科考试的均值和方差，再把成绩分布的基本原理(如正态分布、抽样分布估计等)告诉学生，教他们根据所给的Z分数算出自己在年级中的相对水平和进、退步幅度，告诉他们成绩自我管理的知识和策略。例如，某学生的数学相对分数是+3，而英语分数是-1，那么他的整体分数仍然是+2。这种以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知识为基础的学习管理与评价办法，不仅能使学生学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考试成绩，还能使原来基础较差的学生因相对进步大而受到鼓励，使成绩较好的学生不必为正常的波动而焦虑。
    我认为，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应试，但是我们在作教育的时候想得远一点，做得大气一点，可以尽量把两件事情都做好。我们会发现，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了怎样学习，能力得到了发展，我相信在应试时这些都会表现出正向效应。

    中国教师报：您说教育要为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那您认为高考对学生来讲意味着什么？
    张思明：我也真心希望学生能够成为高考的成功者，但我同时要告诉学生，成功者不一定都是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好大学与好工作、好前途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这种例子太多了。高考状元又能怎样？状元只能代表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并把它很好地表现出来，代表不了将来。
    我们班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高考时发高烧，考了一个几乎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成绩，最后被山西的一所普通大学录取。当时他不好意思告诉其他同学，因为班里很多人都考上了重点甚至是名牌大学。但他的学习能力在大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考取了哈工大的硕士，工作后也非常出色。这些当然是那位同学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他在大学里以及后来表现出来的潜力，也正是我所追求的：他在北大附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2003年，我带高三，正好赶上非典，两个月不能上课，我们班出了北京市高考状元。当然，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追求的也不是这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正是北大附中的这种环境造就了这批只学不教就能够成长的孩子，他们的优势在没有老师上课的情况下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教师报：很多老师认为，如果评价标准不改革，就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您同意吗？
    张思明：考试肯定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高考题也越来越注重能力。但是，中国还存在着一种考试的异化力量，就是把考试改革的东西都异化为应试的一种操作。比如说托福、GRE考试，在中国都变成一种可用高强度训练来取得高分的考试。所以我认为，教师要纠正两种错误的想法：第一，只有评价改了我才能改；第二，以高考为主的评价体系肯定会改得特别理想。中国的教育非常复杂，层次太多，对于高考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中国教师报：有人说，老师也是“七中现象”的受害者，这种说法对吗？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张思明：类似沈阳七中的学校在全国普遍存在着，这些学校的老师们非常认真地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觉得自己应该为学生负责，应该对学生家长负责。中国自古以来就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认为对孩子严格要求是为他们的将来负责，也许现在他们不理解，将来肯定会理解的。不只是老师这样想，家长、校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这样想，上级领导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下达各种升学指标。而且，很多时候，高考的压力不只来自教育内部，还来自社会。比如说在西部，一个家庭能考出一个大学生，这个家庭就脱贫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考大学就成为学习的惟一目标。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压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是受害者。
    但是，反过来说，难道老师就完全无能为力吗？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争”，或者说做一些变通，让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些训练？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至少也可以做到不给学校排名次，这样学校在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可以不再承受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
    还是那句话：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营造一个局部的晴天。

   “题海战术”是最懒最笨的方法